自嘉庆皇帝借和案惩治富察家族开始，市井间对福康安的私议便多了起来。嘉庆、道光年间觉罗伍纳拉之子舒坤在其《批本随园诗话》中即对福康安极尽贬斥之能事：“福康安则身材细长，白面微麻，心术较和为稍纯，而才具远逊”、“福康安则膏粱纨绔，一无所用之童，所作诗文皆孙士毅代笔，福康安并不多识字也。”更有甚者，民国初年成书的《清朝野史大观》中收录《清宫词》称：“家人燕见重椒房，龙种无端降下方。丹阐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直接对福康安的身世提出质疑，暗示他生前身后所获的诸多殊荣是因为他本是乾隆皇帝与傅恒之妻的私生子，令人捧腹的是，此说竟然在近世为一些学者所采纳，颇对其进行过一番“细密地论证”。大约正是这种“史论”与“戏说”的相互作用，才使得福康安始终处在被演义的风口浪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