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职住平衡”空间大了

　　他们为什么要跨越100公里去上班？

　　跨越苏沪两地的生活，周杨和家人一起过了5年。5年间，周杨工作日在上海租房，周末回苏州和家人团聚，而妻子则不得不扛起照顾家庭的大部分重任。

　　周杨几次设法结束这种两地分居的情形，“主要是不想让她太辛苦。”但反复论证的结果是，没有比维持现状更优的选择了。

　　周杨和妻子是苏州大学的同窗，妻子也是苏州人，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已在苏州扎根。如果要举家搬迁到上海，损失更大。周杨必须做出选择：要不要离开上海，在苏州找一份同等“价值”的工作，一家人或者就可以结束这种外人眼中动荡不安的双城生活。

　　然而，这其实是一条不切实际的“死胡同”。周杨在陆家嘴一家医疗企业担任华东区大区经理。因行业特性，企业几乎所有关联方和业务重心都在上海。要想在苏州找到同等职位、薪资水平、发展前景的岗位，几乎不可能。周杨的人生价值，注定要和上海这座城市捆绑在一起。

　　事实上，几乎每个家庭作出跨城通勤的决定，都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充分的评估和权衡不是他们不在乎付出如此大的成本，而是在测算成本与收益的过程中，双城生活，已然代表着利益最大化。更或者，根本就是外人的逻辑起点错了：我们总以为那些选择跨城上班的人们，是做了带着悲情色彩的无奈选择，而忽略了，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人力资源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自由流动着，这是市场的选择。

　　“工作在纽约，居住在新泽西，很正常啊！”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何万篷如是说。在他眼里，跨城流动是一种典型的分工现象。“有人觉得职住平衡才好(即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距离合适)，似乎跨城就不平衡了，不好了。但平衡实际上是相对的，在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下，人们的交通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在发生变革，‘平衡’的空间范围是可以不断扩大的。”

　　而在欧洲，这种“大范围平衡”早已被人为地塑造而成。在法国巴黎，随着服务业的不断分化，只有高端服务业留在城市中心，常规的服务行业则不断向城市外围疏解，以商务通行为功能设计的高铁，也自然地承担起了跨城通勤的职能。这是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配置的必然结果。

　　而在上海、苏州等更多长三角城市所组成的区域空间里，这种差异化的功能配置也在不断凸显。陈嘉琳调研的通勤样本中，从事制造业的通勤者占比最高，近总数的四分之一，第二位是咨询和IT类，第三位是金融类。“你可以从中看出，为什么他们可以住在苏州或任何地方，却只能去上海工作。”制造业，绝大多数高端制造行业的总部，会设置在上海；咨询等高端服务业，顶尖的、全球知名的机构都在上海集聚；金融业，更是如此。“苏州从2005年到2015年十年间，金融领域几乎没有优质的增量。”而上海则是面向国际的金融中心。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钮心毅的大数据研究中，这些从苏州进入上海的通勤者，最主要的工作地点都落在了陆家嘴、人民广场、漕河泾、临空经济园区、张江园区等地它们是上海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地。

　　是市场决定了流动，并在流动中分化出了不同城市的核心价值：苏州的确有它独特的宜居魅力，但上海独具对高端产业要素的吸引力。

　　【认同】直达更深层次一体化

　　今天的上海，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更加开放。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那些居住在上海周边城市的人们，甚至感觉不到自己有哪一刻离开过上海。

　　钮心毅的朋友，一位在上海东北部一所高校就职的教授，将房子买在了毗邻上海西北角的昆山市。随着连接两城的地铁11号线开通，通勤变得轻而易举。他只需换乘一次地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工作地。他从不觉得自己住在上海之外。城市溢出的温度，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践中，将城市与城市、地区与地区间弥合得几乎看不到边界。